若流岚点亮

老袁是真的火了。各大网站的不少头条都跟他有关，无非是说他抄袭了柔福帝姬的桥段，或者说他的讲史不够专业。

于是有众多半红不黑的网络小明星开始跳出来，义愤填膺地诘责的人有，指桑骂槐名褒实贬的也有，借助老袁这个噱头，炒作自己的更有。其中的大多数，根据我观察他们的行文，甚至都没有看过老袁讲的《百家讲坛》，更别说了解他的其他课了。

所以，青少年时期那倾慕他，甚至想保护他的感觉涌上心头，我心里想，是该写写老袁了。

不能免俗，先要说说在《百家讲坛》讲课有史实错误的问题。很多人把老袁的反应称为“顾左右而言他”。后来以讹传讹变成了矢口否认。这些人估计没有认真地听过老袁说话。他在自己的书里、博客里、甚至访问里都明确地说，有朋友给他指出史实的错误他感谢他们，这会让他更加提高。作为他5年的学生，我认为老袁这句话非常真诚。他不是历史学家，但是，他对中学课本中所有的考点倒背如流，在我们高三备考的时候，他甚至不需要课本，哪一道题曾经在东西海朝的模拟题里考过，而书中的原文在第几页，甚至正文下的一个注释，都像幻灯片一样印在他的脑子里。作为一个中学历史老师，老袁的专业素养令人惊叹。即使现在舆论纷杂我仍敢这么说。

其次是抄袭的问题，以我对他的理解，这更像个无稽之谈。老袁这个人对技术颇不精通，不爱写字，板书寥寥，更几乎不碰电脑。他的平生所爱就是历史，他向我们炫耀过他看过的书，号称自己在大学时代能通背《古文观止》。而像《柔福帝姬》这种流行小说他是不入眼的，又不是什么大红大紫的书，也很难引起他的兴趣。既然看都没可能看过，又何来抄袭呢。

至于讲史不够专业，这让我感慨万千。他曾经在访谈里说，他不干涉学生的个人生活，更不会和学生“谈心”，上课就上课，下课各自离去。这是确凿的事情。理论上说，这不是一个能“影响学生的一生的老师”的做派。但是，他却是我在中学时代对我的人格形成最有影响力的老师。在我高三的中国史课本上写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是他在最后一堂课上，破例地写在黑板上的话。

那堂课上他讲，今后我们会有很多有出息的学生，然而他最希望的，是班上能出几个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人。那是高考前不到10天，我们像一群不明方向的小兽被驱赶着奔向命运，在那个时候，这句话振聋发聩。后来的六七年，我在人生海海里颠沛流离，即使姿态放得很低，出奔到遥远小镇与七相见，深夜里，他在我身边玩CS，我却把网吧电脑当成打字机奋笔疾书哈姆雷特和奥菲利亚。是因着老袁，我在小小心房里许下心愿，要认知识为我永远的情人。

这世界逼仄难耐，我承认我并不是老袁希望的那种耐得住寂寞的人，但是，至少我可以做到在学问上踏实肯干，即便它不再是我的主业。

而至于对历史的学习和迷恋，更是到现在都还在继续着的事情，这也是老袁给我的珍贵财富。每个宏大的历史叙事都是由人组成的，这也是老袁独特的教育方式对我的影响。他渲染的历史好像并不是书本上那些数和字，公元多少年，或者某个战役。

那是曾经发生在人身上的事情，对某些历史学家来说，它可能只是一行字，谁用错了就不能被称为学者，但是老袁告诉我们，就是因为这行字，有些人的命运就被永远地改变了。

除了这行字，很可能其他的都只是老袁的杜撰和想象，但是如果你想让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去关注几千年前发生的事情，这种杜撰无疑是很好的方法。

更重要的是，老袁教会我们不要迷信书本，要学会思考。没有任何一本书是全对的，老袁也是一样。但是，对于一件发生过的事情你自己有权利有任何思考。我承认，在历史面前我也不是个严谨的人，每每看到那些史实，我不是把它当成一个事件，而是一个故事。即使后来我从中学里毕业，从此没机会再听到老袁的那些“杜撰”，我也自己会思考，在这故事中的人，同我们一样，日食三餐，有着不亚于我们的复杂情感。在某个改变命运的时刻，他在想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做，他纠结么，后来又后不后悔这样的选择。

那么老袁呢？他现在会不会后悔当初接下《百家讲坛》的这份邀约。他那个时候知道不知道观众对百家讲坛的定义是一个学术节目，然而百家讲坛对自己的定位并不是造福人类或者拯救世界，而仅仅是收视率？

那个时候我对父亲说，对《百家讲坛》来说，老袁到来的档口非常微妙。他在网络上的人气可以极大地提振这个曾经辉煌的节目一路下滑的收视率，但是对老袁自己来说，他可能不适合《百家讲坛》。

他的十几岁的学生们，在我读书的年代，是用像对恋人一样的孺慕之思膜拜着他，然而接下《百家讲坛》的教鞭，会让很多人以为他只是玩弄学术的人。我心中的老袁不仅性格狷介，自视甚高，而且对名誉十分珍惜，一想到他即将受到的腹诽，我就一阵揪心。

如今我担心的那些都被不幸言中，而漩涡中的老袁却比我想象的要淡定得多。那时候我就明白，他就是这样的人，值得我用漫长的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长到一个伪文艺女青年的6年，以及此后更漫长的时间真心地崇拜。

如今我的愿望，便是他能如往常不顾及别人的眼光那样继续无视那些漫天飞的无稽流言，并且能早日回到他心爱的讲台上，面对那些大眼睛的少年，继续做他们的英雄。

老袁重视个人生活，所以虽然他曾经留给我们他的手机号码，我亦仍只是保持着教师节回到学校看他一眼，从不短信或电话骚扰他。然而今年9月10号那天，想起最近发生的暴风骤雨，给他发了短信。

心里有好多话想说，想告诉他我们作为学生，是明白他的；想在这个众说纷纭的时候感激他曾经教导我们的殷勤点滴让他心里慰藉；也想提醒他要注意身体，别累坏了。然而心里却依然情怯，只是发了，袁老师，教师节快乐。学生某，某，某以及某同贺。希望他能明了我的心意而笃定自己的内心，坚信无论有什么样的质疑，他最大的成就是在中学的课堂上，而这个成就任何人都不能抹杀。

半夜里，37岁的老袁回了短信给我。

刚净得一如往昔，只有短短的四个字：谢谢你们。

如此，他短信里的“我们”，毕业已经6年了。

9月8日 情绪

最近很少写东西，当然，为吃饭而写的稿子不算。想起在《七月和安生》里面，安生说过的话，那时她正打算放弃画画。

为了谋生，我已经不热爱它了。

将近一周的时间里，我一边在电脑前奋笔疾书，一边幻想着上交了这一周的一万字之后，我会有很多的时间，写写自己喜欢的东西，去世纪坛看罗马文明的展览，秋天到了，或许还能陪朋友出去喝一杯。

这样的美好。

因为两个人的感情逐渐入深，母亲也更加频繁地提起了例如结婚、买房的话题；而从稚龄一起长大的朋友也从最初的在网上插科打诨渐渐地开始分享家装、家庭关系、做菜、育儿这种话题。好像人生是一种带有进行曲节奏的音乐，无论你有没有换过这口气，都必须得赶着这个鼓点前进。

讨论到令人无比厌烦的地步，我问妈妈，我是不是不适合结婚。

不结婚你也得结啊。

父母所持的，也不过就是这种逻辑。

前几日同琛在网上聊天，她说可能不会在香港久待，可能会到欧洲去。那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自己从很早的时候就很羡慕她。

琛，你知道么，原来这漫长的时间里，我都如同渴慕星辰一样羡慕着你。

我也希望能够趁年轻出去多闯荡游历，希望能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希望一个人的时候不会再寂寞，或者幻想着依赖什么人。

基本上，要么整个地更换我的性格，要么彻底地变更我的生活方式，这人生才能给我带来更大的满足感。

满足感这件事情最近常常在折磨我，我不想做个缺点收集者，或者也可能是我我想要的太多。

谁的人生不是如此。

一个人的一生，能有怎样的波澜变幻，当中国人熟悉他的名字，是因为一个时代的伟人对他和他的祖国所发出的诘讥和嘲讽，其间充满着的胜利者暴发户般的喜悦。而当他被诘责为文化侵略的忠实执行者，他的遗愿是希望自己的骨灰能被安放在华夏的土地上。

2008年11月17日，杭州半山的安贤园多出了一座新坟。坟固然是新的，而人却是故人。这新坟的墓碑简单得令人有些语塞，上面只是写着，司徒雷登，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让我对你说一句，欢迎回来，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于1876年出生于杭州天水堂教士住宅。他的父母都是美国南长老会的传教士。这个金发碧眼的婴儿同中国孩子一同玩耍长大，直到他11岁，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美国广袤的土地让这个操着一口流利杭州话的美国少年极其不适应，他的同学都讥笑他是不会说英语的怪物。

1904年，司徒雷登带着家人回到了杭州，成为第二代美南长老会传教士。这一年，他28岁。他的独子杰克亦出生于杭州，像他一样。从那时开始，司徒雷登明白，他受上帝旨意而来，而他自己的一生，也要像父亲约翰和母亲玛丽一样，用于感召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

1908年，他携家眷离开杭州，赴南京担任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从此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民国8年（1919年）1月，司徒雷登受聘于北平燕京大学，成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此后，他便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为这些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少年争取教育机会的终身事业中。他骑着驴子私处募捐，为燕京大学在北京西郊建立了一座宫殿式的新校园，并且延请吴雷川、许地山、邓之诚、顾颉刚、钱穆、吴文藻等著名学者为他们讲学。为了提升燕大的知名度和学术地位，他一力促成了哈佛燕京学社，鼓励学生以自由的学术心态从事学术研究和学习。这个美国“中国通”像抚育自己的孩子一样把燕京大学建设成了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

极高的学术造诣并不能说明他只把自己关在象牙塔中。他在校长的位置上做得很尽职，为燕大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同时，他又同所有在中国传教的虔诚的基督徒一样，关心着社会，关怀着在战乱中苦苦挣扎的人民。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亲自带领燕大学生走上街头，抗议日本对华侵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司徒雷登又因拒绝与日本军方合作而被投入监狱，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才获释。

出狱后，司徒雷登重新回到了燕大，继续担任燕大校长。他当年教授的学生，很多已经长大成人，成了国家栋梁之才。他本以为自己的人生，就会在与燕大的共同长大里平静地过去，谁知到命运却要毁掉他同中国人民建立的这片热忱的友谊。

1946年，美国政府给司徒雷登送来了聘书，要求他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

司徒雷登曾经说过，他“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然而无论他再怎么像中国人，也不能磨灭他是一个美国人的事实。他希望自己的两个祖国能建立更好的联系，他希望当时的中国政府（即国民党政府）能够在当时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支持下使中国像他的燕大一样真正达到民主和自由，他希望自己的学生们能够有机会到美国读书，希望门口那个卖油饼的大爷家的儿子今后也有钱能缴得出大学的学费。他有很多的希望，而这份工作，他认为是他能够胜任的。于是，他便把它接受下来。

只是他那时还不明白，自己将因为接受这份工作，而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被自己深深爱着的中国，以及他的人民唾弃，并且要同家人这样几乎无望地，永远地分离。

他在自己的大使任职期间到底“有没有做反人民的事情”，这我们都不能评论，首先，一个大使所做的一切，必然都不是他个人的行为而全权出于国家的指示，其次，司徒雷登是在美国民主制度的熏陶下长大，他对无神论者的认识不如从湖南农村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毛主席深刻，这几乎是一定的。

只是，在很快的时间里，司徒雷登从积极地从事“美国侵略政策”到发现事情变化到了令人恐惧的地步。他是个基督徒，而即将统治中国的政府，是由一群无神论者组成的。国民政府节节败退，他的学生大都隐匿，或者跟着国民党的飞机离开了中国大陆。而他自己，亦以驻美大使的身份接到了美国政府的召回令。

于是，他促成美国承认新中国政府的努力终告失败，只好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黯然地离开了中国。

此后，同他的一个祖国砸断了血肉联系的司徒雷登在美国度过了悲伤孤寂的人生的最后阶段。

当然，这之后的事情，不是我想说的。

如今，这个饱经沧桑的老人终于回到了他的故土。

这才是重点。

我在饱含着新左派的积极情绪完成这篇文章，心中怀想着司徒雷登在半个多世纪的过程中被他深爱着的中国人民扬弃和嘲讽的时候，会有怎样的心寒和不平，然后心中暗想一个人在某一时刻的选择又往往决定着他的宿命。我同我最亲爱的人探讨了这篇文章，然后他提醒了我尚未意识到的一个结论。

1948年以来的司徒雷登，一直是被作为一个政治符号，而非人来解读。人们看他，是在看“美国文化侵略的失败”。

如果今天，我们把他魂归华夏大地的遗愿得偿作为一个标的性的事件，来反讽和追究当事的政府和当时得人心，那么我们仍是把他当成一个政治符号，这种做法，和当时的人，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让我们把他当成一个老人，最终的遗愿是能够把自己的遗骨在中国安葬，同他的父母亲人团聚。而如今，他的心愿完成了。

以此来说一句，欢迎，司徒雷登。

愿你在这里，安眠主怀吧。

一个人应该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

                                                                                                                                                             ——冰心

他们是约定的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当时的青年，接受最原初的，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的思想，感受到了外洋的先进和自由，因而大多幻想着那种充满着欧陆风情的爱情和婚姻。然而梁实秋不是。当他放学回家，看见父亲的桌子上放着写着她的生辰八字的红纸条，他的心里充满了好奇。

程季淑，安徽绩溪人，年二十岁，一九O一年二月十七日寅时生。

他写信给她，问她是否愿意作他的朋友。她是个身世薄凉的少女，8岁失怙，同胞的一兄一姊都在青春时死于肺痨，仅剩的大姊姊远嫁他方，在几乎飨食不继的情况下，这个孤单无依的少女，一边独自奉养着母亲，一边读完了大学。

她没有回应这信，于是他挂了个电话到她的学校里。在这通电话里，梁实秋第一次听到了程季淑的声音，他因着这声音，便爱上了她。

“她的言语总是温和的，轻柔而低缓，这是女人最好的优点。”他想起了莎士比亚的诗。

他们的感情如同一枚脆弱的花蕊，在料峭的春寒中小心翼翼地踏上了枝头。那时民风不化，“恋爱”这种甜蜜的活动，简直像是打进敌后的卧底，让他们觉得又刺激，又寝食难安。

那时候的她，并不知道在此后的近二十年里他们会这样聚少离多。起初，是他结束了8年的清华生活，要飘洋过海到新大陆求学。这样一别，少则三年，多则五年甚至更长，他们尚未有文定之约，却已经有了此生相许的意愿。此时的她甚至都没有等着他的名分。

所以，这又绝对不是一庄所谓的旧式婚姻。为了同他一起，她独自面对了社会的冷眼，亲友的责难，思念的煎熬。而定下她的宿命的，就是那张放在他家桌上的红纸条。

这是个让人忍俊不禁的大男孩。他带着孩子特有的窘迫在结婚之后头一次招妓，季淑笑话他，他从此没有再做过这样的事情。

她为了他辞去了工作，从此在家里红袖添香。

国民革命时，有一个18岁的少年，在黄花岗事件爆发前，在一条手帕上给他心爱的妻子写了一段话，写完之后，他便成了烈士。

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

这是林觉民所看到的1911年的中国。在那个年代里，有多少家庭曾经称心快意，然而动荡的时局，又多少次地打碎这些幸福的梦境。

结婚后第十个年头的1937年，战争爆发了。他在日寇的黑名单上，性命堪忧。他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而她的母亲亦缠连襦塌，难以行动。要想一起离开是不可能的。他甚至为自己写了遗书，却不忍心离去。又是她，为他做了正确的决定。

他仓惶地只身离开了北京，同妻子约定要尽快地相聚，只是那时候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尽快”，长达六年。安心地在家做了近10年家庭主妇的程季书又开始了劳碌和奔波，照顾年迈的母亲和三个孩子，一边心惊肉跳地为他担着心。

直到1944年，程季淑为母亲送了终，带领着3个孩子和11件行李，借助各种交通工具，才终于尘满面，鬓如霜地又同她心爱的男人在重庆相聚。

你有时候不得不承认世事有它暗藏的道理在。

为了他，程季淑以一个女人蒲苇韧如丝的心等待了他，帮衬了他，独自支撑了这么多年，终于，她在一场事故中先他而去。人们都在唏嘘着如今梁实秋终于要唯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了，命运，却为这个时年已逾古稀的老人送来了另外的，一段命运。

在怀念程季淑的《槐园梦忆》里面，梁实秋曾经引用了潘岳的悼亡诗，潘岳是中国历史上将悼亡诗发挥到极致的第一人，但是，写出了这样感人的悼亡诗的潘岳，在其妻去世后不久就再娶了。

而曾经那么伤心的梁实秋，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梁实秋曾经写，没有了季淑，他的人生就像被劈头砍掉了一半的枯树，然而，亡妻的诉讼尚未尘埃落定，他就给别人，写了这样的情书。

我像是一枝奄奄无生气的树干，插在一棵健壮的树身上，顿时生气蓬勃地滋生树叶，说不定还要开花结果。

这不是喜欢唯美故事的人所喜欢的结局，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有那么多的人置喙和评判。然而我们，就不再说了罢。

从程季淑死去，这故事就已经结束了。

是的，我要说的，其实不是梁实秋，而是，程季淑的故事。